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同州圣教序20170225,梁国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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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则天与《大唐三藏圣教序》 书法欣赏【韩仲良碑】 碑题"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州《大唐三藏圣教序》原石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为慈恩寺大雁塔下褚遂良所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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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大唐三藏圣教序》

书法欣赏【韩仲良碑】

碑题"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州《大唐三藏圣教序》原石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为慈恩寺大雁塔下褚遂良所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的“双胞胎”。根据碑刻痕迹,应为后者之翻刻版,内容与其一致,由于摹拓较少,所以刀口更为清晰。

侯晓斌 樊英峰

  王行满书法自欧虞出,秀逸柔婉,笔力丰满。使王行满千古留名的代表作品则是产于河南省偃师市府店镇古招提寺的大唐二帝圣教序石碑。此碑沈道元刻石,阳文篆额,碑文正书,用笔端方绵密,绰有姿致,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代名作。名家评议王行满大唐二帝圣教序石碑的书写“端庄秀润,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之外,自立风格”。河南省偃师市府店镇古招提寺的《大唐二帝圣教序石碑》即出自其手。传世作品还有《韩仲良碑》等。王行满,高宗时人,工正书。陕西醴泉县昭陵博物馆有《周护碑》,1974年出土于昭陵葬墓。碑文35行,行80 字,许敬宗撰。

人物介绍

在中国佛教史上,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与义净大师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求法高僧”。后秦的鸠摩罗什、梁朝的真谛和唐代的玄奘、义净大师并称为“四大译经家”。本文以玄奘西行求法为始端,由此引发回国后的翻译新经和撰写《大唐西域记》,最终得到的唐太宗亲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以及后来褚遂良奉敕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即《雁塔圣教序碑》)与王行满奉敕书碑的《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即《招提寺圣教序碑》)和《大唐三藏圣教之序碑》(即《同州圣教序碑》)以及怀仁和尚集王羲之字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即《集王圣教序碑》)的产生背景和缘由,说明李唐主张的道教思想与武周尊崇的佛教思想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以及武则天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观点如有不妥,以求大家斧正。

    王行满是唐高宗时的著名书法家,官至下录事。今存作品有周护碑,1974年出土于怊陵葬墓,现藏陕西醴泉县昭陵博物馆。乾隆二十五年移置县学(今偃师老城学校)。1963年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可惜1966年文革期间,此碑被砸毁,仅余碑首及约三分之一的碑身,收存在偃师商城博物馆内。王行满书写的圣教序碑,有一个宏大的背景和曲折的历程,涉及到唐宗李世民。法门领袖玄奘和唐高宗李治、皇后武则天,因而需要叙说清楚。

碑文记述了道因法师的生平、经历。道因法师俗姓侯,濮阳人。隋大业二年(606)落发为僧,拜于靖嵩门下,学习《摄大乘论》。隋末避乱入蜀,居成都多宝寺,讲经说法,听者千人。晚年奉唐太宗诏赴长安,居大慈恩寺协助玄奘法师翻译佛经。显庆三年(658)圆寂于长安慧日寺,四年(659),归灵蜀中,窆于彭门光化寺。此碑为其弟子元凝等为纪念先师而立。

一、《大唐三藏圣教序》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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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百度百科。

1.求法归来

书法欣赏【周护碑】

四种圣教序的背景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载:“法师讳玄奘。俗姓陈。陈留人也(《旧唐书》卷191《方伎·玄奘》记为洛州偃师人)。……法师即第四子也,幼而圭璋特达聪悟不群。”据载:玄奘五岁丧母,十岁丧父,八岁学孝经,十三岁求度。又记:“初法师之生也,母梦法师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为求法故去’。此则游方之先兆也。”《旧唐书》卷191记载:玄奘“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以上资料,说明了玄奘身世和当年西行求法的原因。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46岁的玄奘从天竺取经归来,携回从中亚、印巴次大陆所得的佛经、佛像,大会於朱雀街,送往弘福寺。经像安置既毕,玄奘即兼程赶赴洛阳,二月一日,谒太宗於洛阳宫仪鸾殿。太宗迎慰殷勤,广泛询问中亚。五印的情状,玄奘一一酬答。二人相见恨晚,会晤整整一天尚且言犹未尽。太宗力劝玄奘还俗辅政,被玄奘谢辞。玄奘提出回到家乡附近环境清幽的少林寺译经,太宗也不许,要求他到长安弘福寺禅院译经,由朝廷提供费用,选调全国富有学识的佛教徒,由玄奘主持组成"译场",在丞相房玄龄的统体部署下,开始大规模的佛经的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显庆二年,高宗武后为加快玄奘译经进程,特遣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协助玄类,,再使玄奘感动不已。 显庆四年,高宗武后特许将"太宗避暑行宫,多次诏见玄奘的玉华宫改为玉华寺,供玄奘居住",使玄奘享受到与唐太宗居住条件相当的待遇。与此同时,武则天调令遵照长安慈思寺制式规模重修玄奘故乡少林寺下院招提寺,重刊《大唐三藏圣教序》,废弃政敌褚遂良的碑刻书丹,持请许敬宗之外甥王行满再书丹御文。寺落成碑立就,高宗武后在玄奘法师陪同下亲幸招提寺,玄奘而对朝臣、太子嫔妃及众僧宣读《圣教序》御文,高宗武后、太子嫔妃、朝臣众僧同样以"天竺法仪"举行盛大落成典礼。

 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到长安后,唐太宗李世民给他撰写了《圣教序》,唐高宗李治又撰了《述圣记》,合称为《圣教序》。现在能看到的《圣教序》碑共有四种,其中两块是褚遂良书写的《雁塔圣教序》和《同州圣教序》,另外两块是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羲之书的《集王圣教序》和王行满书写的《招提寺圣教序》。《雁塔圣教序》嵌于大雁塔南门左右,《同州圣教序》与《集王圣教序》都在西安碑林,《招提寺圣教序》现存于偃师商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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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块《圣教序》碑都在唐高宗统治时期建成,《雁塔圣教序》建于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十五日、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招提寺圣教序》建于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五日,《同州圣教序》建于龙朔三年(663年)六月廿三日,《集王圣教序》建于咸亨三年(672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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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雁塔圣教序》

《玄奘三藏行脚图》绢本着色

  大雁塔的南门东西有《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这两块碑有如下几点明显的对立关系:左为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右为高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文章方向从中间向东西方向走,即《大唐三藏圣教序》是从右到左、《大唐三藏圣教序记》是从左到右。前者题额是隶书、后者为篆书。褚遂良的官名,前者为中书令、后者为尚书右仆射。年月日,前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后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两碑隔大雁塔南门并立,但我们看到的样子确实是两碑的对立。

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原,曾几度辉煌,几度败落。特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运动后,不仅隐藏了佛教势力与政府在经济上的冲突,也隐藏着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尖锐矛盾。隋末唐初,典籍缺失,佛法混乱,僧人玄奘为求佛法真理,决然冒死西去印度,求取真经。时大唐初定,边关不稳,正逢突厥人侵犯,唐律严禁私自出入。然玄奘求经决心丝毫不动,虽经千难万苦,几经生死,最终到达印度那烂陀寺,潜心学法,春秋寒暑17载,历游110国,亲闻者28国。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期间受到了戒贤主持的特别照顾。在戒贤眼里,玄奘不只是大唐来的一个留学生,而是来自大唐的高僧,并获得“十大德”称号,可乘白象出入。戒贤法师又用了十五个月时间专门为玄奘一人开讲《瑜伽师地论》,将这部长达四万颂的经书讲完,因此除戒贤外玄奘成为唯一能通各门经书的法师。而在全印度召开的无遮辩经大会上,玄奘代表那烂陀寺设坛,整整十八天时间各种异教竟无人敢挑战。因此玄奘名声大震,整个印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玄奘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而玄奘却放弃在那里的所有荣誉和待遇,排除一切阻挡依然决然地回到大唐故土,立志将用后半生翻译佛经,重整大唐佛法。“贞观十九年正月,玄奘终于归来,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律论共计657部,以二十匹马驮而至,人皆欣踊各竞庄严。”

  其中有时间概念上的矛盾。褚遂良任中书令是唐太宗在位时,即从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己亥到被左迁的永徽元年十一月;而任尚书右仆射是从永徽四年九月甲戌(25日)至再次左迁的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这两块碑建立时褚遂良明明是尚书右仆射。

玄奘虽为了以求佛法的正确与统一,却违大唐律令,私渡出关,当他再次回到长安时,不得不向太宗皇帝上表谢罪。时太宗正在洛阳诏天下兵马准备讨伐辽东,接到奏表后便诏“留守在长安的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寔、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祐等奉迎。”至此,从贞观三年到贞观十九年,玄奘17年的西行求法结束。当他来到洛阳面见太宗谢罪时,帝曰:“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西域山川阻远如何能达?玄奘答道:“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太宗又问印度、西域各地山川风物,佛教胜迹,玄奘耳闻目历,记忆无遗,随问酬答,皆有条理。太宗大悦道:“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祥。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太宗见玄奘器宇轩昂,博学多才,便劝其还俗辅政。玄奘答曰:“玄奘少践缁门。伏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如是固辞乃止。”太宗又要玄奘随他一同出征辽东,玄奘婉言回绝道:“玄奘远来兼有疾疹,恐怖堪陪驾。”太宗便不高兴地说:“师尚能孤游绝域,今此行盖同跬步,安足辞焉。”法师对曰:“玄奘自度,终无裨助行阵之效。虚负途路费损之惭。加之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又言:“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译经处,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帝曰:“不须在山。师西方去后,朕奉为穆太后于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禅院甚虚静,法师可就翻译。”三月,玄奘从洛阳还至西京长安,临居于弘福寺翻译佛经。

  褚遂良从同州回到长安,在“癸丑年”的前一年,永徽三年正月己巳,“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建立“圣教序”碑做了关键的一步。第二年,“九月甲戌,遂良为尚书右仆射、同书门下三品仍知选事”。这样,他的官职终于超过了被左迁之前的中书令之官。

2.三请经序

  比田井天来与松田南溟在《书学院本·雁塔圣教序》里记录了350个金色与红色的点。比田井天来的儿子比天来南谷在“后言”里说,“关于这些一个一个点,真可惜没有问清楚”。此后一直是一个谜。日本别府大学教授荒金信治继续研究《雁塔圣教序》,他去大雁塔进行近摄一字一字的照片,结果发现很多补笔的修正地方。通过实地考察、把照片放大的研究,在《序碑》的821个文字里有566个文字、860处修正;在《序记碑》的642个文字里有412个文字、632处修正。研究的过程中,有的修正部分把文字扩大了原大的10倍才能看得清楚。在大正年间,天来、南溟两位书法家,光看原始的拓片就找到了这么多的疑问,应该值得佩服。把拓片与照片比较起来一看就知道很多修正部分是在拓片上绝对看不到的。再说如果有人去大雁塔亲眼看原碑,也一样找不到这么详细的统计结果。

玄奘在弘福寺翻译经卷期间,太宗征战于辽东。《旧唐书》卷三记载:贞观“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三月,上发定州。夏四月,誓师于幽州。五月车驾渡辽。六月,师至安市城,七月攻至九月不克,乃班师。”此次辽东之战未捷,太宗极为不悦。他便开始筹划西北战场,并急切地渴望西北的统一,恢复丝绸之路的商贸。因此他对佛教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对玄奘的兴趣,主要是为了获得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环境资料。因此便要求玄奘尽快完成关于西域见闻的书。由此玄奘白天译经,晚上写书,夜以继日,每天只能休息四个小时左右。贞观二十年七月,玄奘终于完成了《大唐西域记》这部稀世奇书。书中记载了西域、印度、锡兰等138国之历史、地理、宗教、神话传说、风土人情等,其中亲践者110国,传闻者28国。该书在佛教史学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亚、南亚之史地、文化上,乃至于中西交通史料上均富有极高之价值。玄奘法师请太宗皇帝为新经写序,但却实非易事。从经过来看,若非《大唐西域记》,难得《三藏圣教序》。

  看照片后可以发现从行书表现到楷书表现的过渡,表示下面的褚遂良的工作程序:(1)用非正书体(行书表现)来写。(2)因为被左迁为同州刺史,离开了一段时间。(3)回复后再写一次,但没有以前写得好,只能用以前写的作品来补,这时候再进行修正。

据《三藏法师传》载:“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丛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谨具编裁,称为《大唐西域记》,凡一十二卷。”同时并奉上新译出的《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佛地经》一卷、《六门陀罗尼经》一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等、《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十六卷等五部新经计五十八卷,上《进新译经论并求御制经序表》讫太宗皇帝为新经写序。太宗皇帝却推辞道:“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又云:“其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此乃第一请也。

  二序文本身的关系是先有《序》后有《述圣记》。所以如果褚遂良在贞观年间写过《圣教序》的话,当然先写太宗的,接着写李治的。到了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已经是皇帝。皇帝应该是天下第一,为了避免高宗为第二个位置,做了一些调整,从中间向左右写文章,就是两个都是上位,成为左右对称的完整的一套碑。

贞观二十二年夏五月,太宗诏玄奘到玉华宫,又劝其还俗辅佐朝廷。玄奘再次表明决心,又奉上刚刚新译的《瑜伽师地论》一百卷,上表《请太宗文皇帝作经序并题经表》,表曰:“今经论新翻,敢缘斯义。伏愿陛下曲垂神翰,表发经题,亲纡玄藻,序明宗极。” 再次请求为之写序,太宗又以国家政务太忙予以推辞:“朕观佛经譬犹瞻天望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此乃第二请也。

  在这次调整的过程之中,褚遂良遇到了不少苦恼。第一次挥毫时,可能还没有正式准备建石碑,所以有一点含着行书的风格。后来左迁到同州,又回来的时候,高宗让褚遂良开始准备建立石碑。为了建立石碑而回到长安的褚遂良当然心情不会是开阔的。挥毫了几次都不如以前写得那么好。最后不得不用以前写的稿子来修正文字,所以出现修正的痕迹。修正的特点就是从行书笔画改成楷书笔画。

玄奘为了让太宗对佛教引起重视,便上《谢太宗文皇帝敕书表》大加赞扬,表曰:“所获经论蒙遣翻译,见成卷轴未有诠序。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烂,理包系象调逸成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因此“圣教序”之名原是玄奘为太宗所写之序的命名。此乃第三请也。

  在此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留下原来的线条。在一般情况下,修正、补笔以后,最后完成的时候应该看不出修正的痕迹。如果痕迹留下来的话,就不雅观了。褚遂良的书法水平是相当高的。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有这种结果。应该考虑他的不正常的状况。

太宗终被玄奘再三恳请的诚心所打动,“帝先许作新经序,机务繁剧未及措意。至此法师重启。方为染翰。少顷而成。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笔自写。敕贯众经之首。帝居庆福殿。百官侍卫。命法师坐。使弘文馆学士上官仪以所制序对群寮(li1o,同僚,官)宣读。”序文一出,立即引起朝臣的关注。序中称赞奘法为“法门之领袖也”,肯定了玄奘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贞观二十二年夏六月,天皇大帝居春宫奉睹圣文。又制述圣记。其词曰:“夫显扬正教,非智无以广其文……。”玄奘又上《谢述圣记启》曰:“复令制述圣之记,光阐大猷。明实相之门,则有而不有;谈空寂之境,则空亦皆空。犹得神衷,远超系表。名未澄浊水,忽得明珠,谨当顶受奉持,永为心镜。不任下情悚荷之至。谨奉启陈谢以闻。”玄奘对二圣撰文深表感谢,大加赞颂:“可谓重光合璧,振彩联华。涣污垂七耀之文,铿鋐韵九成之奏。”

  《雁塔圣教序》的刻者是万文韶。目前没有其他的关于他的记载。但可以确定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后来的《同州圣教序》是用《雁塔圣教序》的原稿或拓片来刻成的。通过一字一字的比较,文字的特点一模一样,几个的修正部分都是刻出来的。但是《同州圣教序》没有《雁塔圣教序》精彩。这都是因为刻工的水平问题。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从《大唐西域记》中获得较多的西域诸国地理环境和风物民俗,在军事上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在高昌和焉耆之后,龟兹和于阗归附。致使大唐的西域都护府从高昌一下子迁到了龟兹。自此,丝绸之路几乎完全打通。因此作为奖赏,太宗“又施法师纳袈裟一领,价值百金。观其作制,都不知针线出入所从。”同年九月,太宗下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5人,弘福寺宜度50人,计海内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

  褚遂良在原稿上做了修正以后,交给万文韶刻字。从结果来看万文韶不管有几条线、多了几个点,都刻下去了。褚遂良与万文韶之间恐怕有一个距离,要不然万文韶也不会这样刻的。

刻碑起因

  二、《招提寺圣教序》

太宗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太子李治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完成后,皇家与佛家皆大欢喜。释彦悰在《三藏法师传》曰:“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圣教序》成文以后,为了永垂后世,昭示天下,欲刻石碑以永久流传。然因玄奘当时借居弘福寺,故由弘福寺寺主圆定法师上表,得到太宗皇帝同意。《三藏法师传》卷七载:“弘福寺寺主圆定,及京城僧等,请镌二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这一段文字记录,当分两个阶段来解释。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  《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又称为《招提寺圣教序》。此碑建于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州金石记》评价此碑书法“用笔端方绵密,绰有姿致,不在遂良之下”。《偃师县志》一书中介绍此碑现在的情况:“碑原在府店乡招提寺,清乾隆时已移于县文庙内(今老城学校),于1963年6月被列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文革’中被砸毁,残存之两块,约占全碑的三分之一,现存县商城博物馆。”2001年5月3日,笔者参观了商城博物馆。听馆长说:“此碑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修路而被砸毁。四五年前,把石碑搬到博物馆来了。”虽然这段时期与“文革”时期是一致的。但是据我看来根本不像被砸毁,现在石碑在商城博物馆展厅后面的园子里。在那边有一大堆残碑与墓志。我看到的《圣教序残碑》共有两块。一个是碑头,题额是用篆书来写“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另一个是石碑的上部,与碑头可以缀合在一起,但是有用锯子来切开的痕迹。这块残碑的左右是平行的,而却与原来的左右不同。很明显看得出来是无视文字而只利用石头的结果。

玄奘自贞观十九年二月奉敕在弘福寺翻译新经至今,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寺院和道场。主要原因是:其一、太宗皇帝一直没有放弃劝玄奘还俗辅政的想法;其二、毕竟李唐是以尊奉道教而治天下,而非以佛教为主。唐律规定:“道教在释教上”,这个严格规定永远不可改变。在太宗和高宗朝时,玄奘曾提出取消这个规定,却令太宗、高宗大为不悦。只有在武周时期,佛教才真正的成为国教,给予极高的礼遇。并向全国颁发了一道《释教在道法上制》:“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庶得道有识以皈依,极群生於回向。”

  此碑建于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五日。值得注意的是建碑的同一年,三月,褚遂良由潭州贬至桂州,八月,又由桂州贬至爱州。此碑是褚遂良被左迁后建立的。第二年褚遂良去世,年六十三。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子李治为皇太后祈福,在长安城内宫城旁边的修德坊扩建了以前隋代的无漏寺,修建了一所大型皇家寺院。寺院里楼阁、殿宇、禅房相间,共有院落十进,总计有房舍1897间,著名画家阎立本、尉迟乙僧等都曾参与壁画绘制,满壁生辉。十月寺院落成,太宗皇帝敕旨,度僧300人,别请50名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同时正式赐新寺寺名为“大慈恩寺”,并增建“翻经院”。玄奘奉敕由弘福寺移居慈恩寺,封为上座,为首任主持。十二月戊辰,太宗皇帝为玄奘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入寺升座仪式。

  从显庆二年开始唐高宗与武则天一起徙居洛阳。根据《旧唐书》,显庆二年唐高宗的行动如下:“二年春正月庚寅,幸洛阳。”“二月辛酉,入洛阳宫。”“夏五月丙申,幸明德宫。”“秋七月丁亥,还洛阳宫。”“冬十月戊戌,亲讲武于许、郑之郊,曲赦郑州。”“十二月乙卯,还洛阳宫。”“丁卯,手诏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阶品并准雍州。”从而可知,显庆二年洛阳的地位明显比长安的地位高。

从时间上看,弘福寺主持圆定法师表请太宗镌刻“序记”两碑,时间为贞观二十二年十月,此时正是玄奘移居慈恩寺前两个月。太宗当时答应许之,但镌刻碑石之事的具体制作方案和撰书者等都应是还未确定。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未定,就是假如碑刻完成,应是安放在弘福寺呢?还是大慈恩寺呢?这个至高无上的碑刻归属问题应牵扯到一个寺院的最高荣耀。另外,贞观二十三年初,太宗不但忙于朝廷政务,而且为下嫁小女儿衡山公主(即陪葬昭陵的新城公主)而忙碌。随之旧疾复发,四月便驾幸翠微宫休养,并诏玄奘前来谈玄论道,感慨地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五月便崩于含风殿,遣诏太子即位于柩前。因公主婚事太繁杂,直至太宗驾崩时都没有完成筹备事宜。另外,此阶段又是新皇李治登基、先帝丧葬、安抚天下、勤政治国之时,加之永徽初,天下多有灾涝,当朝书法第一人的褚遂良遭弹劾被贬同州为刺史,故而镌刻碑石之事只能暂放搁置,非圣上敕诏而不可为。故《三藏法师传》卷七中说“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由此来看,太宗答应将《序记》镌刻成碑,但未告知如何实施。怀仁集王字刻碑之事出现较晚,后者应与太宗当时的决议毫无关系。

  顺治《偃师县志》有关寺的记载:“招提寺,在治南仙君保,唐时建,元至正七年(1347年),寺僧达本重修。”关于招提寺的记载,今天能看到的不太多。但是,从当时的洛阳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测显庆年间是一个最繁荣的时期。据《宝刻类编》王行满的其他作品有:《太子少师窦良碑》(贞观十二年)、《赠兵部尚书陈良碑》(永徽六年)、《齐国夫人石氏造浮图铭》(显庆元年)。但在其他文献上没有找到关于王行满的记载,只能靠这块碑来推断。碑文落款为:“门下录事臣王行满书。”门下录事是门下省属官,掌出纳文奏,从八品上。属于中央的官,当时百官从长安移到东都。王行满也是走这样一个路线。

镌刻双碑

  三、《同州圣教序》

《三藏法师传》载:“永徽三年春三月,法师欲于寺端门之阳造石浮屠,安置西域所经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浮屠量高三十丈,拟显大国之崇基。” 对于建塔的原因玄奘说得很清楚:“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诸,二圣天文寂寥无纪。所以敬崇此塔拟安梵本,又树丰碑镌斯序记,庶使巍峨永窃,愿千佛同观氛氲(f8n y$n,阴阳二气)圣迹与二仪齐固。”玄奘本欲造石浮屠,后因朝廷财力不足,敕使中书舍人李义府建议改为砖浮屠。《三藏法师传》卷七载:“仿西域制度,塔有五级,并相轮露槃,凡高一百八十尺,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余粒。上层以石为室。南面有两碑,载二圣《三藏圣教序记》。其书即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笔也。万文诏刻字。”永徽四年初,褚遂良从同州被召回京都长安,并累迁为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之职,碑文落款的时间是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

  《同州圣教序》是建立于龙朔三年(663年)。在清代人编的县志里有记载:“圣教序,唐褚遂良书,在金塔寺。”金塔寺位于大荔县城北门偏东,即现在的城关中学和城关粮站内,创建时间不详。“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541年)六月癸丑,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隋文帝出生此地,据此,其创建时间应在南北朝时期。然后隋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下令对般若寺大加修葺,遂改名大兴国寺。大兴国寺在金塔寺右,唐改龙兴寺,尉迟恭建砖塔。宋开宝时(968年—976年)重修。后寺废塔存,与金塔寺合为一寺。《大荔县志》载:“金塔寺为隋文帝建,以葬其养母神尼。塔基崇以砥石,高寻有尺,上作一柱,殿中擎金龙顶,设九重沃金浮图。开皇四年赐额金龙寺。”

褚遂良时将太宗的《序》和太子的《记》分为两通碑而书,从两碑对照来看,规格形式基本相同。圆首方座。碑身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状,碑座上皆有线刻图案。两碑通高337.5厘米,碑面上宽86厘米,下宽100厘米。不同的是,《序》的碑额为“大唐三藏圣教之序”八字隶书字,从右至左竖写;《记》的碑额为“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八字篆书字,从左至右竖写,碑额对称排列。碑两边为蔓草波形连续花边,上方辟佛龛镌刻有一铺七尊,即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像。其中佛身着袈裟,正身倚坐,各有圆形火焰纹头光身光;弟子肃立,菩萨身姿优美,扭曲而立于莲座之上;金刚力士手执钢叉画戟,一手叉腰,身着凯甲战袍,脚踏夜叉恶鬼,虎视狰狞。他们各据身份,头光各异,十分精妙。碑文下方又雕刻有衣带飘逸、舞姿飞动的舞乐天人。《序》碑乐师所执乐器为管乐,而《记》碑乐器为弦乐。此碑安置在塔壁龛内深达2.8米处,避风遮雨,文字迹清晰如初。

  高宗在龙朔二年(662年)“三月甲申,自东都还京。癸丑,幸同州”。高宗时年34岁,自显庆五年(660年)多病后,便使武后决百司奏事,此后在政治上已不起实际作用。武后的权力越来越大,关陇集团的实力消灭后,高宗也没想到自己的位子很快消失。这时,有可能开始怀念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关陇大臣。如果跟他们保持好的关系的话,政局也不会变。在褚遂良过去被贬的同州,建立跟《雁塔圣教序》一模一样的碑,就是高宗对褚遂良的心意。在《雁塔圣教序》里边,高宗登基初始,为加强威信使其文与太宗之文并列对正。这次在同州没必要那样,高宗可以排在太宗的后边。金塔寺又是隋文帝为了母亲而建的,他初次建立的《雁塔圣教序》是自己为了母亲长孙皇后建立。后来建立《集王圣教序》的弘福寺是太宗为母亲建立的寺庙。高宗在多种怀念之中,支持在同州建立“圣教序”碑。

此二碑为何皆由褚遂良奉敕所书?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受唐太宗、高宗所敬重的两朝宰相。师承欧虞,法继二王,兼容魏碑汉隶,而且不断研习探索,善于创新,自成一体。与虞世南、欧阳询、薛稷并称“初唐书法四大家”。唐代书论家张怀瓘说褚遂良是“博学通识,有王佐才,忠谠之臣也。善书,真书有美人婵娟,增华卓约之媚趣。”宋《宣和书谱》记载:“唐褚遂良字登善,钱塘人。工隶楷……遂良初师世南,晚造羲之,甚得媚趣。此时,欧虞已逝,薛稷尚幼,两碑的撰写非褚公莫属,也足以显示对皇家寺院的尊重和权威性。

  该碑建立于龙朔三年,当时褚遂良已经去世5年。褚遂良当然不会知道其年号。所以最后末尾的30字不是褚遂良写的,即“龙朔三年岁次癸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书在同州厅”。这部分书写水平显然比正文要差,究竟是何人所书不得而知。会不会出自在同州建立圣教序碑的高宗之手,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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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集王圣教序》

褚遂良书《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双碑及局部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有如下记载:“时弘福寺寺主圆定及京城僧等,请镌二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这一段是在弘福寺建立《集王圣教序》的第一步。当时的弘福寺已经得到了建立《圣教序》的许可。值得注意的是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用谁的字来刻石碑。

以上资料表明,褚遂良所奉之敕,乃高宗之敕,而非太宗之敕。那么,由此可说,《大唐三藏圣教序》在太宗时,只是得到了准许将《序记》刻碑之事,却未确定书碑和镌刻之人,更谈不上敕令让怀仁和尚采用集王羲之字的办法去完成这个难度偌大的工程。因此,唐太宗让弘福寺怀仁集王羲之字镌刻《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之事应为后人依据太宗推崇王羲之附会之说。

  《集王圣教序》有润色的记载。“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左庶子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府等。奉敕润色。”这个记载与下面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的记载有所区别。显庆元年正月,“壬辰,光禄大夫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监修国史柱国固安县开国公崔敦礼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检校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罢朝后,敕遣内给事王君德来报法师云:‘师须官人助翻经者,已处分于志宁等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修,不知称师意不?且令相报。’法师既奉纶旨,允慰宿心,当对使人悲喜,不觉泪流襟袖。翌日,法师自率徒众等朝堂奉表陈谢。”于志宁、许敬宗的官名与实际完全符合。来济的官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多了“检校吏部尚书”。薛元超是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多了“汾阴县开国男”。李义府也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多了“广平县开国男”。最后,最大的区别是《集王圣教序》里没有杜正伦。

二、 《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变更

  润色的具体活动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光看《集王圣教序》的话,可以想象与集王羲之的书法有关。但此数人并不以书法称许,由他们来润色王字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唐太宗收集王羲之的书法,据说是唐太宗遗言说把《兰亭序》埋在昭陵里。其他作品的下落永远是一个谜。至少可以确认一个事实,即现在王羲之的真迹是一个都没有留下来,而唐代时他的真迹确实是存在过。

1.褚遂良的悲剧人生与《序记》更替

  但应该考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此书的成书年代是垂拱四年(688年),比《集王圣教序》建碑(672年)晚了16年。但是此书把这条排在显庆元年正月壬辰,彦也是玄奘的直接的弟子。所以应该可以相信这条记载。但是他也没写集王羲之书法之事。所以这里的润色有三种可能:一是对集王字书法的润色,二是对太宗圣教序本文文字的润色,三是误引了由这些人奉敕润色译经的文字。

褚遂良是唐太宗托付给唐高宗的辅政大臣,位列三公,其书法在当时可谓无人能比。然而,当他写完《序记》两碑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事情发生了极具逆转,最后更以悲剧而告终。这个事情的发展便和武则天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这些王字的史料来源,最好的本子当然有高宗来管理。所以如果没有高宗的支持,就不会有那么高水平的《集王圣教序》。高宗对《集王圣教序》的态度是与对《同州圣教序》的态度一样的,即对褚遂良等被自己贬谪的大臣们的怀念。显庆元年的润色直接影响到高宗的心理。所以润色与王羲之的书法的联系性非常大。

永徽六年七月。时为昭仪的武则天让高宗为己进号“宸妃”,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大臣反对。九月份又发生了小公主离奇死亡和皇后厌胜事件,促使高宗废王皇后和萧淑妃。接着欲立武则天为皇后又遭到主要大臣的反对。《旧唐书》载:“九月庚午,尚书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以谏立武昭仪,贬授潭州都督。”其原因在《资治通鉴》中有详细记载: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 勣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上顾谓无忌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宁不敢言。它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昭仪令左右以闻。庚午,贬遂良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八月丁卯,侍中、颍州县公韩瑗左授振州刺史,中书令兼太子詹事、南阳侯来济左授台州刺史,皆坐谏立武昭仪为皇后,救褚遂良之贬也。不料褚遂良又被贬为桂州都督。随后又贬为爱州(属安南都护府管辖,地所交趾。在今越南清化一带)刺史。韩瑗及来济也皆为此事受贬。遂良不但没有被调回京都,相反越贬越远,显庆三年,遂良上书讫求,未准,后死于任上,子孙也受到牵连发配至爱州。《旧唐书》卷八十记载:“遂良卒后二岁余,许敬宗、李义府奏长孙无忌所构逆谋,并遂良煽动,乃追削官爵,子孙配流爱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遗诏放还本郡。神龙元年,则天遗制复遂良及韩瑗爵位。”

  《集王圣教序》立在弘福寺。《两京新记》有修德坊弘福寺的介绍。其云:“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阴文寺僧怀仁王羲之书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现在在西安碑林的《集王圣教序》的背面是一大空白。从此可知,韦述记载的《圣教序》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集王圣教序》。在《名画记》里有另一条记载:安定坊,千福寺,“在安定坊。会昌中,毁寺。后却置,不改旧额。寺额上官昭容书。毁寺后,有僧收得,再置却悬之。中三门外东行南,太宗皇帝撰《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修德坊是掖庭宫的左侧,安定坊是修德坊的左侧。修德坊与安定坊是连接的。而且弘福寺是修德坊的西北角,千福寺是安定坊的东南角。特别近的两个寺之间估计有什么联系。日比野丈夫提到这些文献之后,认为“可以考虑会昌的废佛之后,从弘福寺移到千福寺。但是在唐代这种碑存在过几块,这样的理解比较好。现存的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已,没有其他根据,把这块断定为怀仁的原碑,有一点草率。再说,该碑从元代已经在现存的地方,绝对不知此前的位置在哪里”。

从以上资料来看,褚遂良反对武则天当宸妃、当皇后都可以理解,关键的是褚遂良的言辞犀利,直戳到李治和武则天的最敏感处,使皇帝和皇后颜面尽失,无地自容。高宗气愤不已令人将褚遂良拖出殿外,而武则天则恼羞成怒的从后帐冲到大殿上高声喝道:“何不捕杀此獠!”证明武则天对褚遂良已达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假若褚遂良不是先帝之托的辅政大臣,恐怕早已是人头落地,满门抄斩了。贬官已算是轻饶一命,有何怜惜其才呢?那么,恶其人必恶其书也。因此,褚遂良所做的一切将化为泡影。《序记》两碑也被帝后所厌,由此便有了被替代的想法和理由。

  唐朝是在宇文泰的“关陇本位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的势力非常大。玄奘在唐朝开始稳定的时候回到了长安,唐太宗李世民、皇太子李治为他撰写二序文后,弘福寺寺主圆定得到了建立石碑的许可。第二年唐太宗去世,历史的趋向有所改变。以关陇集团为中心的政治格局开始动摇,以武则天为中心的山东寒族逐渐提高了其政治地位。在这个转变的漩涡当中,四块《圣教》碑被建立了。《雁塔圣教序》是高宗刚刚称帝时,为加强威信而使高宗之文与太宗之文并列。《招提寺圣教序》是武后的势力开始上升时,洛阳改为东都的那年,在东都建立,从而显示她与东都的地位。《同州圣教序》可能是高宗失去了实际权力后,开始怀念褚遂良等关陇旧臣,故而特意加以修建的。《集王圣教序》建于弘福寺,因为《圣教序》碑的建立是该寺僧人最先发起的,它的建成,既是书法史上的辉煌,也是时人对太宗的追念。因此,《集王圣教序》是凝聚了初唐书法与政治紧密联系的最后丰碑。

2.王行满撰写《大唐二帝圣教序碑》的成碑原因

荒金治 《青少年书法(青年版)》 2006年第09期

显庆元年三月,高宗在玄奘的请求下《御制大慈恩寺碑文》,四月八日,高宗“书碑并匠镌讫,将欲送寺。”玄奘不敢空燃待送,后率慈恩寺众僧及全城僧侣僧三十里外迎接,皇帝皇后登安福门观礼,朝廷度僧七人,设二千僧斋,陈九部乐于殿前。京城有百余万人观看,其场面何其隆重。从这一点来看,玄奘与皇帝皇后的关系很是密切。

显庆二年二月,高宗与武则天幸驾洛阳,诏玄奘陪从。玄奘在高宗即位初就尝试着提出请求皇帝“废止先道后佛”的法令,当时高宗大为不悦。此次玄奘随行再次提出,高宗依然不改变唐初的宗教政策,因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为了缓和高宗与玄奘之间的关系,武则天感激玄奘在她怀孕和难产期间,护念有功,又念三子李显的受戒恩师,便从中做了很好的调解,也就有了第二块《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

玄奘离家已经四十余载,祖上坟垅颓毁,玄奘向皇帝皇后请假以了葬事。鉴于玄奘在佛教方面做出的特殊贡献和对皇帝皇后的忠诚,皇帝皇后曲降天慈,赐遣营佐,修建佛寺。其一、准许玄奘回到故乡缑氏与亲人相聚,迁葬父母坟垅于西原墓地。营送威仪由公家资给,洛州道俗前往参加奠仪者一万余人,光宗耀祖达到极致。其二、修葺位于偃师缑氏山凤凰谷畔的招提寺,令门下录事王行满书碑,特选字臣沈道元刻制,重制《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即《大唐二帝圣教序碑》,以彰显朝廷对佛教的重视和支持。

招提寺是魏晋以来著名的佛教古寺,位于滑国故城,是少林寺的下院。唐太宗为秦王时,征战洛阳、嵩山,曾在招提寺过宿,受到当地佛教徒的帮助;玄奘法师少年时代曾来此拜佛读经。重将大唐二帝撰文的《圣教序记》刻立在这里,是对玄奘弘扬佛法的最大褒奖,具有很深远的意义。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王行满书写的《圣教序碑》镌刻完成,高2.44米,宽1.04米,碑额正中刻坐佛,碑额刻“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八个篆字。碑文为正书,分两部分,前为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所撰之《大唐三藏圣教序》,后为太子李治所撰之《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碑文28行,每行56字。用笔端正紧密,绰有姿致。该碑的矗立使这座古刹焕然生辉,且与长安慈恩寺《雁塔圣教序碑》有同等的分量。此碑后来在战乱中被砸毁,仅余碑首及约三分之一的碑身,现收藏在偃师商城博物馆内。

王行满,唐高宗时人。工正书,事迹无考,生卒年月不详,官至门下录事,以擅书而显名。书法自欧虞出,秀逸柔婉,笔力丰满。那么,褚遂良是河南人,曾被高宗皇帝封为“河南县公”、“河南郡公”,人称“褚河南”,而这个时间段,褚遂良虽遭贬官,但其书法水平依然是当朝第一,为何不让其再次书碑呢?并在同年,褚遂良上书高宗,想借以往日君臣之情回长安,结果又被贬至更远的爱州为刺史。可见,唐高宗与武则天之所以这样做,应是余恨未解,又一次对褚遂良在政治和艺术上进行了打击。因而便有了王行满撰书的《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即《招提寺圣教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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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碑》

3.同州《大唐三藏圣教之序》成碑的原因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有一通《大唐三藏圣教之序》碑,亦被称为《同州圣教序碑》,是1974年由陕西省大荔县龙兴寺移入。此碑螭首方座,通高414厘米、宽113厘米,碑座四面各刻浮雕天王像三尊,周饰蔓草。碑额刻《大唐三藏圣教之序》八个隶书大字,碑文正书,29行,行58字,内容为唐太宗李世民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太子李治所作“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落款时间为:龙朔三年岁次癸亥六月癸未朔二十三日乙巳建;落款题为:大唐褚遂良书在同州倅厅。无勒石人姓名。

那么缘何同州有褚遂良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呢?从时间上看,龙朔三年六月,褚遂良已故去五年之久,不可能是其所为。但有说法认为是褚遂良当年出任同州刺史时所写的。不过,这是不现实的。褚遂良在永徽元年高宗即位不久,因为韦思谦弹劾而被贬为同州刺史,这与高宗嫌弃其和长孙无忌等重臣专权有关。三年后才被召回长安,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而这三年中,褚遂良在没有接到皇帝的敕令下是不可能撰写二帝的《序记》碑文。唐永徽四年,褚遂良又升为尚书右仆射加上柱国河南郡公开国公,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恰逢此时,大慈恩寺第一任寺主玄奘法师正在修建大雁塔,随上书表请镌刻“二圣序记”,高宗欣然同意,敕令褚遂良书碑。这是他首次书碑,也是唯一的一次。因此《同州圣教序》当为后人以临摹作品刻之。那么,时过境迁同州为何要镌刻此碑呢?表面上是为了弘扬大唐皇帝对佛法的尊崇,实际上是对政局有所不满,对褚遂良个人遭遇表示同情和对他在同州为官期间的怀念。

清人王昶著《金石萃编》引“竹云题跋:雁塔者乃其原体,在同州者,则河南既后,好事者以河南当刺同州。故以雁塔本刻一石,以志甘赏不忘之义也。”在该碑左下方有清光绪年十四年戊子权知同州府事宫尔铎题记:有唐一代,良死虚举,疑题龙朔三年,盖公殇后摹刻者前人。从两碑的字体来看,其一:同州与雁塔内容相同,但书法特点和用笔相去甚远。此碑应依照《雁塔圣教序》的临摹本而镌刻;其二:落款为“大唐褚遂良书在同州倅厅”明显不符褚遂良落款格式,因此前人对该碑已有判定,不在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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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州圣教序》碑及局部

释怀仁《集王圣教序》的成碑原因

大慈恩寺是高宗为母后祈福所修建的寺院,倾注了李治很多心愿。高宗即位后,每到祭祀或礼拜节日,便与武后去大慈恩寺焚香祈福。当时的《序记》二碑,高大精美,辉煌闪耀,使帝后赏悦,令众人膜拜。但自永徽六年九月后便就不同了,褚遂良成为了皇帝和皇后的共同政敌。试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得罪皇帝和皇后更糟糕的事情,更何况得罪的其中一人是力压群臣,恩威并重的武则天。面对帝后每每见之不悦的《序记》,二碑也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幸亏镌刻的《序记》是先帝和当今圣上的文章而不得损毁,如其不然,恐怕早已碑毁字消,无处可寻了。所以,此事成了帝后的一块心病,废之不能,不废睹心。而正当此时,怀仁和尚的建议解决了这个难题。即选先贤之字,另刻一通碑,取而代之。既不失初立之意,又可名扬千古。那么,什么人的字可胜过褚遂良呢?先贤之人当首推王羲之,因此集王字便是无可非议了。

据宋《宣和书谱》卷十一载:“释怀仁,不载于传记,而书家或能言之。积年学王羲之书,其合处几得意味,若语渊源,固未足以升羲之之堂也。然点画富于法度,非初学所能到者。昔太宗作《圣教序》,世有二本,其一褚遂良书,一则怀仁书,集羲之诸行书字法所成也,二本皆为后学之宗。模仿羲之之书,必自怀仁始。岂羲之之绝尘处不可窥测,而形容王氏者,惟怀仁近其藩篱耶?亦似之而非,且世所有惟见其行字耳。今御府所藏二:行书:圣教序;草书:临晋王羲之往还等帖。”

综其重新刻碑的原因主要有四:其一,长孙无忌、韩瑗、褚遂良等人极力反对武则天当皇后,致使皇帝皇后震怒,贬褚遂良等一批重臣,并对褚遂良等一切事物给予打击;其二,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皆是王羲之的崇拜者,怀仁和尚投其所好,集王羲之字成碑,足以可压倒当时名震天下的褚遂良,并能很好地将王羲之书法发扬光大。其三,朝廷御府内现藏有太宗皇帝当年用重金求购来的王羲之书法作品,有充足的资源和雄厚的财力、物力,足以完成此项工程。其四,由僧人怀仁完成是为最佳人选。怀仁属于沙门,在朝廷无任何政治联盟,也无个人恩怨。加之怀仁常年潜心研习王羲之书法,深得羲之法度,且愿用毕生精力去为之。

那么《集王圣教序》如果于永徽六年后开始,至唐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镌刻完成,应花费时间18年之久。如果按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后开始,至唐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镌刻完成,应花费时间15年之久。经过资料分析认为,怀仁集王羲之字并非纯属个人行为,应是在朝廷允许和支持下完成;也并非由太宗下令,应是在永徽六年九月后得到了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允许和支持。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对褚遂良的打击;二是对弘福寺的褒奖。

该碑螭首方座,通高350厘米,宽108厘米,厚28厘米。碑额刻“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30行,行83至88字不等。碑面上方刻有七尊佛,俗称“七佛圣教序”。碑文刻太宗文皇帝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答玄奘谢序表”、“皇帝在春宫述三藏圣记”、“太子李治答玄奘谢记表词”、沙门玄奘奉诏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共五部分内容。碑阴刻有贺兰敏所写《金刚经》文。据考,该碑由于集字编排难度大,所花费时间太长,完成之时距离褚遂良故去已有14年之久,原来的想法已发生改变。因此该碑镌刻完成后便立在了弘福寺院内,以弥补当年之遗憾。唐末天佑元年,在战乱中被损坏断裂弃于郊野,北宋年间被移至京兆城中的孔庙内,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成为我国书法名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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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集王圣教序》碑及局部

三、《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的社会价值和影响

1.文化影响与社会意义

玄奘归国时带回大小乘佛经520卷荚657部,以及佛像、舍利等。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更是成为一部系统的人文地理教科书,它记录和保存了印度的古代历史与文明印迹。

唐初,尊崇道教是李唐王朝的政治所需。但由于僧人不为国家服役和纳税,武德年间,高祖有废佛之意。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国力强盛之时才有所好转,特别是玄奘法师西行求佛的故事在全国广为流传。佛教真正走向巅峰的时代应该是在武周时代,武则天借以“帝王佛陀”思想的大肆宣扬,再次进行了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逆转传统,解禁思想,使之儒、释、道三教并行,且释教为首,并发挥了它无限的力量。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很难做到的,而武则天做到了。

《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从三请经序、御制碑文、奉敕书碑、奉敕镌刻、后人摹写、世人传颂等开启了唐代佛教文化的里程碑,标志着大唐王朝对外来佛教文化的认可与尊崇,并从唐太宗时开启了佛舍利“三十年一开”制度,对社会进步和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佛教的不断壮大和发展,融合了本土文化的中国式佛教已深入人心,这与帝王的推动是离不开的。

2.在书法史上的价值

《雁塔圣教序》为褚遂良58岁时的作品,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他的书法是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雁塔圣教序》在运笔上则采用方圆兼施,逆起逆止;横画竖入,竖画横起。首尾之间皆有起伏顿挫,提按使转以及回锋出锋也都有了一定的规矩。唐张怀瓘评此书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清代秦文锦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唐碑之冠,可与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媲美。

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其书法地位在历史上无人撼动,然真迹无存于世,保留下来都是古人的临摹复制作品。如《兰亭序》《万岁通天帖》《秘阁续帖》《真赏斋帖》《三希堂法帖》等,保持了原有的格式。只有《集王圣教序》是怀仁通过长达18年的收集和拼凑,苦心经营,合理安排,集成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然却不失逸少之风范,是学习王字的必练之帖。

3.在书法编排上的创新

《集王圣教序》为怀仁首创,后来沿用此法者不断。以至今日,影像科技发达之下的集字成帖四处皆可看到。兴福寺大雅在开元九年集王字成《镇国大将军吴文碑》,玄序奉旨集王字成《金刚经》等。因为王字真迹久已失传,因此唐人的响拓之本、集字之碑,对于王字的普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也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王羲之书法仅存的珍贵资料。

《集王圣教序》内容包含唐太宗李世民为新经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所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以及《玄奘与太子的答敕》、《皇太子牋达》、玄奘所奉诏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經》等五个部分,计1904字。广采王字之众长,非常注重变化和衔接,摹刻亦颇为精到,因此可以说,《集王字圣教序》是从王氏书迹中经过挑选合成的,集中地体现了王羲之的书风构成,也足以代表王羲之书法中的精华。从字的层次构成来看有以下几种特点:其一、寻找上字与下字的连接关系。寻找点画之间的疏密变化,形成与相邻线条间的对应与呼应,增加层次的变化;其二、融自然美和变化美于一体,于千变万化之中妙合自然,遒丽天成。通过点画的塑造和组合来表达书法家思想感情的高度,形成视觉上的享受。其三、碑文中楷、行、草皆有,以行书为主。通篇贯气、自然流畅、大小适度、轻重缓急,恰到好处,成功地运用了书法层次构成规律,是不可多得的集字成碑的典范。

四、《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几个问题再探讨

除去上述问题的解释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再做补充:

其一、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均是书法高手,为何没有御书碑文呢?其二、《大唐三藏圣教序》为何要选用王羲之?其三、怀仁和尚为何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方才完成?

其一、《宣和书谱》曾将唐太宗和武则天皆录入其中,并加以赞扬。言:太宗“雅好王羲之字,心慕手追。……又尝作《笔法》、《指意》、《笔意》三说,以训学者。……一日作真草屏障以示群臣,其笔力遒劲,尤为一时之绝。”言武则天“初得晋王导十世孙方庆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书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今存世的有太宗御笔的《晋祠铭》和《温泉铭》等;唐高宗的《御制大慈恩寺碑》、《赠太尉英贞武公李勣碑》、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等皆为佳作。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皆是当代书法高手,自己只是撰文却没有御书,说明古人对书法的尊重和崇拜,虽为一国之君,更有自知之明,而非任意地去题写,以免让后人耻笑。我们从太宗回复玄奘的语句里就能看出平等相待,谦逊尊崇的士大夫气质。“朕才谢珪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昨制序文,深为鄙拙。唯恐秽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盖厚顽。善不足称,空劳致谢。”

其二、王羲之的字在当世即贵,《张怀瓘书论》载:“夫翰墨之妙,多以身后腾声,二王之书,当世见贵。”何况到了唐代更是重金难求。选择王羲之行书,是因为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并亲撰《王羲之传赞》。赞曰:“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故王羲之的“书圣”的地位在唐初就得以确立。所以他在全国范围内求购其字,并遣褚遂良等人负责此事以辨真伪。《张怀瓘书论》载:“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敕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之敬等,于玄武门西长波门外料简。”经过此次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求购,几乎将王羲之的真伪之作收购的所剩无几。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尊崇,经过甄别、拣选,尽收于御府,实为弥足珍贵。

其三、释怀仁,弘福寺僧人,名不见经传,但极其喜爱王羲之书法。怀仁做此事,即能扬名于世,也可顺应帝后,又可传承书法,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怀仁的想法正迎合了帝后的心愿,便一拍即合。但怀仁和尚为何从永徽六年十月开始至咸亨三年十二月结束,整整花费了18年时间才完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太宗皇帝在所求购的王羲之字中,除去大量的伪作,被确认为原作的在《张怀瓘书论》中有明确记载:“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zh#,用布帛作成的套)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帙,一帙八卷,随本长短为度;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其书每逢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贞观’。大令书不之购也,天府之内仅有存焉。”从这个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御府中藏王羲之字以草书最为多,行书只有240纸。要将“序记”两碑的千余字集全,估计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王羲之作品中未必就有“序记”中所需的字,更何况此项工程所化时间和结果是不可预知的。

2. 唐太宗在写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的一年便驾崩,且又将钟、王等珍贵字画陪葬于昭陵。我们通过五代耀州节度使温幍的盗墓记录中可以得知,唐太宗昭陵的埋葬情况以及被盗物品的流失。《新旧五代史·温幍传》记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图书,钟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民间。”因而,我们得知,由于太宗将王羲之的字大多陪葬昭陵,使得此项集字工作不但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且难度愈外加大,所以耗时如此之久。

五、武则天亲撰《三藏圣教序》

武则天在天授元年九月,是以假借弥勒转世为名,利用佛教《大云经疏》大造舆论,改唐为周,君临天下。这一壮举,打破了上千年的封建礼教,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代女皇。为表示对佛教的尊崇,建寺、修庙、造像、度僧、并向全国颁发了一道《释教在道法上制》,终于实现并超越了玄奘法师当年的请求。由此,佛教日益昌盛,礼遇极高。

唐三藏法师义净,俗姓张,字文明,原籍范阳(即今河北省涿县一带)。他从十五岁就发愿往西域求经,他认为在玄奘法师取回的经文之外,仍然有许多未被发现的佛经宝藏有待追寻。这个夙愿直到高宗咸亨二年,37岁的他才实践其愿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义净法师与玄奘取经道路不通,循海道前往印度。孤身万里西征,经过二十五年游学三十余国,直至武周证圣元年五月间才回到中国,取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共有五十万夹,金刚座真容一铺,佛陀舍利三百粒。则天皇帝敬重佛法,御驾亲临东门外十里,恭迎义净三藏法师,全洛阳缁素,数十万人,幢幡数万,鼓乐香花,随驾恭迎义净法师取回的佛经,盛况空前,更胜于当年玄奘三藏取经回到长安。女皇武则天对义净法师亲身下拜顶礼,被尊为“大唐国师”,这是历代高僧未有的殊遇。义净法师前后三次赴南洋弘法,所译50万颂佛经,对后世影响极深。且他著录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呈献给朝廷,对唐代的南洋以及印度情况有翔实的记述,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在此期间,佛法大兴,国泰民安,教化推行,义净法师弘法功不可没!

随着求法取经的增多,翻译工作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没有朝廷的大力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事情。因此我国出现了许多的佛经翻译大家,倾尽毕生精力来完成这项工作,且成果丰硕,为之感慨。唐代较为著名的中外翻译大家,如:“彦琮之开先河,玄奘之广弘大乘,义净之专重律藏,不空之盛传密典。” 等,久视元年五月五日,武则天为义净法师亲撰《三藏圣教序》。时“天后制《圣教序》,令标经首。”

序文如下:

盖闻大乘奥典,光秘赜於琼编;三藏元枢,着灵文於宝偈。斯乃牢笼系象,演畅幽深。虽第一义空,名言之路双绝;诸法无相,听说之理兼忘。然则发启善根,实资开导,宏宣妙旨,终寄显扬。至若鹿野初开,俨尊容於常住;龙宫载辟,缄舍利於将来。所以地涌全身,为证说经之兆;空悬宝殿,爰标阐法之徵。八万四千,分布阎浮之境;三十六亿,庄严平等之居。敷演一音,则随类而解;广陈三句,则劫寿难穷。自夜掩周星,宵通汉梦。玉毫流彩,式彰东渐之风;金口传芳,遂睹后秦之译。修多祗夜之秘躅,因缘譬喻之要宗,授记之与本生,方广之与论议,虽立名差别,而究理不殊。同归实相之源,并凑涅槃之会。

朕幼崇释教,夙慕归依。思欲运六道於慈舟,迥超苦海;驱四生於彼岸,永离盖缠。穷贝牒之遗文,集蜂台之秘箓,今於大福先寺翻译院所更译斯经。所言入定不定印经者,此明退不退之心,前二后三,虽有迟速,如来设教,同趣菩提。既显神咒之功,庄严最上;爰述下生之记,说法度人。

三藏法师义净等,并缁俗之纲维,绀坊之龙象。德包初地,道轥(lìn,践踏,蹂躏)弥天,光我绍隆之基,更峻住持之业。以久视元年岁次庚子五月五日缮写毕功,重开甘露之门,方布大云之荫。所冀芥城数极,鸟笔犹传,拂石年穷,树经无泯。宏济覃於百亿,迁拔被於恒沙,部帙条流,列之於左。

武则天在《序》中说道:“朕幼崇释教,夙慕归依。”说明了武则天幼小时就受到母亲杨氏崇佛、礼佛的影响极深,又在感业寺出家为尼,深受佛门礼教。从武则天第二次入宫后,便于佛门有了不解之缘。如不违所许,送三子李显剃度为“佛光王”;为迎法门佛骨舍利,值绢一千匹,造九重金棺银椁;为修建卢舍那大佛,值绢一千匹,脂粉钱二万贯;改唐为周时,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颁布《释教在道法上制》《禁僧道毁谤制》《僧道并重敕》法令;建敦煌96窟弥勒大佛是为“未来佛”本身;拜义净、神秀、法藏等三藏法师为“国师”等等,颇能屈己尽礼;又度僧、造寺、塑像、写经、礼佛,历年为之,从不厌倦,并归依佛门,护持三宝,独尊佛教。”因此,武则天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通过文献资料和遗存实物的分析,人们对《大唐三藏圣教序》看法长期处于一个感性的认识之中,特别是怀仁《集王圣教序》,每每说起书法,总是大加称赞唐太宗和怀仁,而忽视了李治与武则天这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而恰恰是他们主导,推动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的文化传承。褚遂良、王行满、怀仁等皆功不可没,李武之力更是不应该忽视。特别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她个人在国家政治领域的参与和主导思想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促使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转折和蜕变。“帝王佛陀”思想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成为武则天标志性的创新。在她的一生中,“敢为天下先”是武则天与武则天时代的精神所在。

文章来自第十二届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之论文集,皆属原创,如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

审稿:王恺

编辑: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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